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敦煌保护神:常书鸿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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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 两头毛驴上分装着我们一家的简单行李,我骑了一头,沙娜搂着嘉陵骑着另一头。时序已是初冬了,这是1945年的冬天。千佛洞前的白杨树全都赤裸着兀立在风沙中,落叶连同沙山的泡泡刺,在已结冰的大泉宕河上飞旋飘舞。敦煌这时分外清冷和孤独,在朦胧的晨雾中显得灰暗而沉闷。 

    这一段话,引自常书鸿先生的自传《九十春秋:敦煌五十年》(甘肃文化出版社,1999年版),写的是1945年冬天他迢迢万里返回内地求援的境况。他所说的“全家”只是他和13岁的女儿沙娜和只有三四岁的儿子嘉陵,而他们的母亲此时已不包括在他们的家庭成员之中了。在他们离开敦煌之前,留下来坚守的只有两位工人。前两天,这两位工人帮助常先生整理行装,尽管先生嘱咐他们继续坚守,在他们心底,还是以为他们的所长肯定是不会再回来了。 

    我们今天的读者能否想象得到常先生当时的一片心酸:19 4 3年他独辟草莱开创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,几经风雨飘摇,却在抗战胜利前夕被国民政府撤销了。先生两次好不容易从内地招来的艺术家、学者和工作人员,包括自己的妻子,十几个人,都因为单位的撤销生活无法维持,或内地的家确实不能没人照顾,或耐不住这里的艰苦与寂寞,在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,都纷纷离他而去,甚至不辞而别了,他的几经辛苦才建立起来的队伍可以说已经全军覆没,他这个已经不被政府承认也毫无经费来源的“所长”和号称为“敦煌艺术研究所”的“单位”,最后只剩下了两名青年工人还忠诚地跟着他,真是情何以堪,处此绝境,他将何去何从?

    这两位工人,一位叫范华,如今仍然健在,已经8 0多了;一位叫窦占彪,已经逝世了。

    但奇迹般地,这位一生中一再遭受致命打击的艺术家,却再次挺下来了,在熬过了这段最艰难的日子和更加不堪回首的“文革”的屈辱岁月以后,这个研究所也坚持住了,一直发展到今天已拥有二三百人的敦煌研究院。每念至此,我想,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,都不能不对先生的爱国情怀和为艺术献身的精神而深深感动。尽管先生并不是完人,尽管他也有失误甚至错误,我们都不能不加以宽容的体谅。 

    但先生最后十几年的岁月却过得十分压抑,我要说,人们对待他老是很不公正的。尽管他住在北京木樨地高干楼里,“享受”着部级待遇,尽管他还挂着许多头衔,尽管他1994年逝世时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挽词,尽管在他逝世以后还有人不断地开着他的纪念会,或是打着他老的旗号,干着自己的事情,但我相信,凭着先生用自己的一生书写的他的真正的追求,和我对先生的一些了解,所有这一切,都不是先生看重的,甚至是他老厌恶的。 

   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天,为了看望先生和撰写纪念梁思成先生的文章,我再一次拜会了先生。他说梁先生曾给他写了很长的信,推荐我到敦煌去,他把信转给郑振铎部长了,以后在“文革”中失落了。我说不会是郑振铎吧?郑老在1963年梁先生写信时早已在从苏联回国的途中在高加索因空难去世了,先生掐着指头计算,承认我说的是对的,说那就是转给徐平羽副部长或国家文物局王治秋局长了。但没过十分钟,先生的话题又转到这个方面,再一次说是把信转给郑振铎了,我大为惊讶,说刚才我们不是核对了吗,不会是郑老?先生却大声坚持说,一定是郑振铎,他记得很清楚。我发现先生的老年失忆症已经不轻了,深深为之悲伤。 

    以后不久,听朋友水天中说,在北京一次吕斯百先生的纪念会上,先生兴致很浓地回忆起他们在巴黎留学时的往事,说那位法国房东老太太特别喜欢吕斯百……可刚刚说完,又说:“有一件事我忘了告诉你们了,我们在巴黎的时候,房东老太太……”然后把刚刚讲过的话又重新讲了一遍,惹得参加会的人不免发笑。先生认真地说你们不要笑,这都是真事呢!当先生准备第三次再讲时,李承仙不得不出来打圆场了:“老鬼就是这个样子,他又忘记了。”“老鬼”是李承仙在“文革”以后对先生的“爱称”,不管什么场合,总是不改的。 

    先生的失忆虽然在逐渐严重,但从1978年我已长住北京,80年代以来对他老的多次拜访中,先生永远不会忘记、永远不变的一个话题总是:“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?”他激愤地喊着:“为什么要我住在这个屋子里,把我弄到北京?为什么不让我回敦煌?我要回敦煌,我还要住我那个土房子!”我当然劝他老就不必再回去了,要是回去了,在那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,他老将更加不得安宁。但先生不愿意听,有一次,竟怒拍着坐位扶手,对我发起脾气来,大声说:“你怎么也是这个样子?”先生大概不会以为我也和那些人一样吧!我只好不说话,先生又质问说:“你怎么不说话?”面对着这位深深令我敬重而感动的老人,我仍然只得无言,害怕揭开伤疤,而又不能解决问题,会使他老更加痛苦。 

    先生晚年在北京的寓所墙上,挂着一幅他老临摹的敦煌壁画,是一个十六国时代的飞天,画风苍劲有力,在飞天周围的空地和裱边上有上百位先生的朋友和晚辈的签名,我也找了一个角落,写上了自己的名字,还看到有孙儒简、高尔泰和许多熟悉的人名。但在那上面,我发现有一些本应该有的名字却没有出现。我明白其中的道理。 

    在高尔泰先生的《寻找家园》那本书里,也提到了先生的心情:“一直想回敦煌,一直回不去。不是上级不许,而是那些打倒他的人不许。只能客居兰州和北京,回不了敦煌。”高先生又说:“我劝先生算了,别回敦煌去了。我说人生如逆旅,安处是吾乡。已经七十多岁,能放松休息最好……先生不这么认为,他说生命不息,奋斗不止。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敦煌,就这么糊里糊涂被赶了出来,怎么想都不得安心。” 

    “被赶了出来!”我想,一定有人会反驳,怎么能这么说呢!你看,不是给了先生一个荣誉院长的头衔吗?不是在研究院还有一个“常书鸿故居纪念室”吗?在旧陈列馆的正厅里原来树立的奖状碑不是依然存在吗?不是我们还隆重举办了“常书鸿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”吗?不是在莫高窟还树立了常书鸿先生的青铜雕像吗? 

    是的,这些事是都做了,但这些是先生真正需要的吗?与其说这些事是为先生做的,倒不如说更像是出于什么别的目的。 

    在名为《敦煌之恋》那本被称为“报告文学”的书里,是以这样轻松的笔调描述这件事的:“在小平同志的关怀和过问下,常书鸿举家迁往北京。在首都温馨的环境中度过了他的最后时光。他人到了北京,心还系着敦煌。每年夏天,他都要和夫人来到莫高窟生活一段时间……感觉着心灵上极大的快慰。”

    多么美妙,多么温馨,但这种大团圆式的结局,就真的符合历史的真实和先生的追求吗?

    为了能重返敦煌,先生做了许多努力,新华社记者为此写了长篇内参,我在先生寓所里读过,认为基本符合事实。政府对此做了批示,调查组做了累月的调查,调查材料一厚本,但人们自有自己的说法,最后只得不了了之。这些,在《敦煌之恋》中却没有一个字提及。 

    人啊,要知道,你们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,才得以显出自己的身影的,并因此获得了甚至高过先生的头衔和荣誉,可你们却要将巨人踩到地狱里去了。感恩、忠诚、善良、宽恕,这一切人类最美好的情愫,在有些人那里,已经留存得不多了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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